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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唆訴訟罪與限制訴訟※  挑唆訴訟罪與限制訴訟挑唆訴訟罪與限制訴訟的成因雖然不同，但骨子裡的思考是一樣的，都是封建思想的再現，與現代的司法制度思想是不合的。我們的刑法有挑唆包攬訴訟罪，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：意圖漁利，挑唆或包攬他人訴訟為挑唆保攬訴訟罪。這種行為的犯罪化起源於明清時代官府對民間訴師敵視態度，封建時代的官員心態，不喜歡民眾借打官司來解決糾紛，還有孔夫子「必也無訟乎」的理想。可是偏偏民間有一批以教人訴訟為業的訟師（棍），當然成為官府的眼中釘，欲除之而後快，所以有查禁訴師密本之類的著作之舉，到了民國，官員的封建心態依舊，挑唆包攬訴訟罪就很自然的走入刑法典。現在司法院的政策，一再修法限制人們對案件上訴第三審的權利，表面上的理由是訴訟案件增加太快太多，第三審的法律審人手不夠，所以必須限制人民上訴第三審的權利，骨子裡的思考還是封建思想的再現，不喜歡民眾借打官司來解決糾紛。封建時代為甚麼人民健訟？不是人民相信甚麼司法是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高論，而是沒有其他管道可以討回公平，而打官司又是一套繁文縟節的咬文嚼字遊戲，目不識丁的老百姓自然把訟師視為救世主，官府越禁，訟師生意越好。這是市場供需法則現象，不是官府禁止訟師密本的印刷與流通就能達到無訟的目的。從明清兩朝司法檔案來看，官府禁訟是無法達到目的，健訟才是真實的寫照。法治時代為甚麼人民打官司？社會複雜糾紛多生，案件自然增加，而政府獨攬開法院的權利，卻怕人民來打官司，以訴訟案件增加太快太多，第三審的法律審人手不夠，限制人民上訴第三審的權利，比封建時代禁訟的措施更差。因為現代打官司是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。但是近年司法改革步驟，為減經法院訴訟負擔，法律除一再擴張限制上訴第三審案件之範圍，還規定民事上訴第三審與刑事自訴案件都要強制律師代理。強制律師制度，從早期為保障被告人權，到近期卻可被用來作為限制人民訴訟權之方法，一種制度卻有二種妙要，我們的司法改革，有沒有走入歧途？為了紓解訟源，最高法院採取嚴格之法律審態度，對上訴第三審案件，幾以上訴不合法律程式駁回上訴。以上訴不合法律程式駁回上訴，等於說你這個律師的狀紙不及格，不是沒有理由，是連程式都不符合，這對律師而言，情何以堪？幾乎「為駁回而駁回」。世界所有實施司法審判制度的國家，他的最高法院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：案源增加太快，積案太多。如何解決最高法院積案問題，有的國家成立預審制度，先淘汰上訴顯無理由之案件，有的國家擴大限制上訴第三審案件、採嚴格法律審，幾乎以上訴不合法律程式將案件駁回。我國採擴大限制上訴第三審案件方式，一方面修法擴大限制上訴第三審案件、內部上採嚴格法律審，幾乎以上訴不合法律程式將案件駁回，紓解訟源。另一方面卻對同一個案件多次發回，發回理由不一次指摘清楚，製造訟源。擴大限制上訴第三審案件，此種以剝奪人民憲法上保障之訴訟基本人權作為紓解訟源之方式，可為反動之立法。最高法院此種以「上訴不合法律程式駁回上訴」態度不僅出現在刑事案件上，在民事事件上亦採同一態度，顯證最高法院內部有統一之共識。而在民事訴訟法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九日增訂四百六十六條之一，規定上訴第三審需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最高法院此種「駁回法院」之態勢，已陷律師於受委託當事人追究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之險境，而引起律師界之反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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